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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教孩子?

一位名人这样说:“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在中国,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许多家长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然而,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怎样才能使孩子成为灵魂、品格和能力都健康发展的人?仍然是令许多家长感到困惑的难题。本文作者以他在美国读书、生活十几年的观察,以及自己养育孩子的亲身体验所谈的教育理念,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编者
   
教育的目标包括三部分:灵魂、品格和能力
    在中国,许多家长,特别是拥有独生子女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梦想,梦想着下一代能拥有一个自己不可企及的美好人生。但是,这种梦想如果不以一个崭新的教育为起点,就可能永远仅仅是个梦想。
    美国的公立学校多是靠当地老百姓自己定下来的房地产税支持的公益,家长们大多从小鼓励孩子为社会服务、帮助别人,并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和技能。他们知道,一个只想自己的人很难在社会上成功,个人成功是社会对这个人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偿。孩子们必须懂得:你的成功是由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界定的,并不是由你为自己做了什么所决定的。这使得公益和私德充分整合,给孩子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事实上,从十二三岁到20岁出头,是一个人储存的“精神账户”,一辈子都要回来“提款”。这一时期的心灵积累,关系到一生的成败。国外的各种研究指出:人到17岁时个人素质的发展基本定型,再进行教育效果就不大了。而17岁以前,特别是14岁以前,可塑性则非常强。这时的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把教育的目标分为三个部分:灵魂、品格和能力。所谓灵魂,就是指一个人的价值观念,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惜,对许多家长而言,也许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部分。那些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下一张工资单的人,很可能会在为既得利益的忧虑中消磨掉平平的一生。而一个关心别人、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则更容易理解别人、更有兴趣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因而也更可能成为社会的领袖,从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报偿,享受幸福的人生。
    在灵魂之下的另一个教育目标是品格。灵魂是内在精神,品格则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化,是一个人的行为规范。这包括诚信无欺、勤俭、负责、推迟欲望的满足、长远地计划未来、审慎地冒险等等。这些素质,对一个人的一生而言,往往比考试成绩要重要得多。许多聪明人一生的成就比不上似乎比他们笨的人,除了运气之外,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有智商而无品格。
    最后一项教育目标就是能力,能力和智商的关系最密切,也最难培养。智商基本是先天的,后天干预很难改变,至少目前我们不知道如何提高智商。但是,即使一个人的智商是固定不变的,有没有良好的教育依然将使这个人的能力有巨大的差异。
    在上述三项中,灵魂和品格绝对需要后天的培养,特别是受父母的影响非常大。如果用“常青藤原则”来解释为什么家教比学校教育更关键,那就是常青藤是注重以规模很小、师生之间能够进行面对面互动的讨论班来教育学生;而如今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大多是满堂灌的大课。家长独自面对自己的孩子的家庭教育,就好比讨论班,但中国的家长,包括许多非常重视教育的家长,却盲目迷信补习班,宁愿花钱把孩子交给别人。而美国的妈妈们则不惜辞职在家里给孩子上“讨论班”。在这方面,如果家长的行为不改变,就会严重影响下一代的教育质量。
    我们按照“常青藤原则”教育女儿,虽然她长大是什么样现在还很难判断,但至少到她8岁为止,我们在她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女儿有个好的灵魂。她来到这个世界的头5年,家里非常贫困。我们住的纽黑文是美国最贫困的城市之一,因为买不起车,我们常常把她放在一个运动婴儿车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到超市购物,酷暑严冬都不例外,以致许多当地居民后来都认识我们了。女儿幼儿园中的小朋友也不时地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呀?”女儿对家庭贫困的感受非常清楚,但并没有一丝的自卑、埋怨和抑郁,而是一个极其幸福、自信、负责的孩子。坐在婴儿车上步行与坐在汽车里对世界的感受肯定不同。比如,她和街上无家可归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就特别接近,她3岁时就立志开一个“饭馆”,让无家可归者免费吃饭。也就是说,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经常想到的是如何帮助别人,而不是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帮助。
    她被班上的同学评为“最忙的孩子”,因为她勤奋用功,课外参加的活动、选修的课是班上最多的。同时,她又被周围许多大人称为是“最幸福的孩子”,因为她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能够从容地对付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她一个月有一块零花钱,全存了起来,说要为以后上大学用,但在家里发生经济困难时,她愿意把钱贡献出来。小小年纪,她就能够推迟眼前的欲望满足,为长远的未来进行规划,并为父母分担忧虑。另外,她对人谦和友善,注意尊重别人的感情,很合群也很有人气,老师评价她具有良好的“社会能力”。她喜欢学校,上学如同过年一样高兴,且学业领先。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智商有多高,也无法判断她长大成人后的前途,但对她的未来充满信心。
    
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
    常青藤原则,强调面对面、对话式、互动式的讨论,注重把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特别是在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在西方的传统中,修辞学自古希腊经文艺复兴,一直是一门基本的学问,讲演术等至今还是教育的重头。其实这也体现了满堂灌的大课和对话式的讨论班的不同原则:满堂灌需要的仅仅是听、是记笔记、是吸收;讨论班则是要听的人也发言,特别是作为学生,要尽可能地和教授平等地对话。这样,学生在表达思想上所面临的挑战,自然比接受知识的挑战还要大。
    我在对女儿的家教中,一直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主张。我观察她学校的教育,发现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不同。我们小时候上学,首先学的是手背后坐好。然后跟着老师写一横、一竖,没有多久,就开始背乘法口诀。小女上学,则是大家围坐在小圆桌周围,在学写字的同时,每个孩子都开始生产自己的“著作”。
    女儿的第一本著作,是一年级时完成。当时她才6岁,已经认识一些字,但是还基本无法写出完整的、拼写正确的句子。但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已经多少掌握着一定的用图像表达自己意念的能力。她的第一本书,就是用三张图像表达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接着,女儿就被要求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她的一个课堂练习,是学习简单机械原理。问题是:如果一个上坡的斜度加大,我们需要更多的还是更少的力气推动一个物体?女儿的回答很正确:当上坡更高时,需要更多的力气。但她写的英文却充满了拼写错误,这个简单的句子共有8个单词,女儿写错了6个,而她其他的写作也大同小异,但老师从不纠正。
    我最初一看,吃惊不小。我们小时候写错一个字,老师常常要罚我们重写10遍。怎么这里老师改也不改?后来和老师以及其他家长一交流,才明白这背后的道理:孩子的注意力和精力就那么一点点,顾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而重要的是鼓励他们用文字表达自己。拼写错误,如同孩子咿呀学语,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但慢慢说多了她自己也就学会了。文字学习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最关键还是要鼓励她表达。果然,到二年级,她的拼写和标点都慢慢开始准确了,孩子没有感到任何压力。
    好的教育,应该尊重并鼓励孩子自己新鲜的感受和原创的表达,即使这些很幼稚,甚至有不少错误。如今女儿已经上到了三年级,还没有被要求背过任何东西,倒是不停地在那里创作。而我给国内的亲友打电话,这个说他的儿子已经背了多少首唐诗,那个说他的女儿背了多少首,听得我目瞪口呆。
    一个孩子的降生,是对这个世界的新贡献。因此,对孩子不仅要爱,也要敬畏,要珍惜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原创,帮助他们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贡献于世界。我们永远要记住:孩子未来是否成功,取决于她或他给予了世界什么,而不是她或他记住了什么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
    许多家长相信早期的阅读训练,急不可待地让孩子早认字读书,这难免就要死记硬背。但是,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美国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调查了三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后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4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万个词。这是因为,专业人士和中高产阶层习惯于和孩子讨论、磋商各种问题,使用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劳动阶层则只给孩子简短的指令,用的语言很少。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在不同家庭中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我在大学教书,也有类似的体会。上大课虽然语言密集,但学生是否听、听懂多少,你很难保证。只有在讨论班上,你讲完一个要点后马上问学生的见解,他们必须要集中注意地听才能有反应,听不明白的,经过讨论后才能充分理解。我一直对学生说:你是否学到了知识,要看你能否把自以为有的知识表达出来。如果表达不出来,就说明你没有意识到你不懂的东西。
    在大学是如此,在早期教育中当然也不例外。家长、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我们不应该忘记:最小的班,其实是在家庭,是家长和孩子的一对一甚至二对一,家教重于学校。那些放弃自己责任的家长,很可能导致孩子的失败。
    
教孩子当世界的主人
    家长对孩子有抚养权、监护权、教育权;孩子对家长则有被抚养权、受教育权。两者的关系当然是不平等的。在关键问题上,孩子无法为自己做出明智的决定,必须由家长来为自己作决定,接受家长的保护。
    不过,家长应该明白,如果你习惯了以不平等的方式教育孩子,那么孩子就永远会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不可能为将来与人平等地生活做好准备。举个例子。我们社会普遍接受的教子智慧是:两个家长面对孩子,可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要严格甚至严厉,让孩子有些纪律和规矩;一个则温存体贴,给孩子足够的感情满足和安全感。家长不管有什么角色分工,彼此之间不应当着孩子的面有冲突,这样才能给孩子传达始终如一的信息。如果家长两个人彼此之间都不统一,孩子就会觉得自己也可以挑战家长,就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们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注意提醒她,家长也可能犯错误,而且每次我们犯了错误、委屈了她,都要向她道歉,鼓励她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任何一对父母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不争吵。比如,我和妻子有过一次争吵,起源于我教妻子开车。妻子刚拿到驾驶执照不久,就因为很简单的驾驶错误出了个小事故。我看着她驾驶,发出指令,她有疑义,不太愿意听,我就火了:“车在路口,情况紧急,还有什么商量?”她则觉得我口气太粗,结果两人吵起来。没想到这次双方都真动了气,吃饭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这时,坐在我们中间的女儿突然哭起来。她一哭,我们两人才醒过来,情绪立即冷静下来。但是孩子情绪已经变得很坏,她不能理解父母之间出了什么事。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干脆让她参加我们的争论,只不过是平心静气、不再吵架,我们两人都尽可能以最温和的口气,向她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让她判断是非。女儿一开始还觉得很糊涂害怕,不过在我们的鼓励下,渐渐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是非,她把谁对在哪里、谁错在哪里,大致都一一指出了,最后像个小大人一样感慨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我们虚心听了她的意见,彼此道了歉,而且都感谢女儿,说这次多亏她为爸爸妈妈化解了冲突,女儿一下子心情就好起来,最后安然入睡。
    父母和家庭是孩子最终的庇护所,如果夫妻当着孩子吵架,她就可能觉得这个庇护所要塌了,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对孩子的这种感情和心理的安全需要,任何家长都不应该掉以轻心。通过这件事,我们也鼓励和培养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和信心,并由此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责任感。这就是“常青藤原则”强调的平等对话式教育,不仅鼓励孩子提出疑问,而且帮助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培养他们以理性的、讨论的方式解决不同意见的习惯。孩子和大人一样,当她自己参与了决策过程时,即使决策的结果不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愿,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合作。总而言之,“常青藤原则”不是教孩子服从,而是教她如何成为世界的主人。
    父母应当意识到,自己本身也是有许多缺陷的人,视野也很受经验和学识的限制,所以给孩子的指令,不可能完全正确。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小让孩子认识到,父母也是有缺陷的人,也会犯错误,这样反而更容易得到孩子的理解和原谅。
    要知道,想让孩子听话,独断的指令并不能达到目的。独断常常是懒惰的结果,独断的家长,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向孩子解释这些道理,只是简单地让孩子接受,但是当你逃避这种责任时,孩子就可能反叛。比如,你在孩子小的时候呵斥孩子,吓得孩子按你的意志行事,暂时似乎省了不少事。但是,孩子长大一点后,有重要的事情就不会找你商量,甚至隐瞒、反叛,惹出许多让你头疼的事情。最后,你省下来的时间,要加倍偿还,让孩子听话的教育,常常造就了很不听话的孩子。
    
看美国的高考指挥棒如何转动
    夏季到了,在美国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到处可以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子彬彬有礼地为你服务——这是又到了孩子们暑假打工的季节。
    从中国初来乍到时,很难理解美国很多富裕的家庭,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打工。难道不怕这些孩子耽误功课吗?中国中产阶层的家长,绝不会这样亏待孩子!
    根据美国政府劳工部的数据,2000年6月,60%的美国青少年都在打工。这其中的一个要害,就是大学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不仅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你的生活经验、课外活动、社会成就。如今入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上流家庭,借助财富优势,提前几年开始包装自己的孩子,最流行的就是掏钱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第三世界当义工。
    从媒体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男孩,帮助非洲贫困地区建了多少个水井、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女孩,跑到非洲艾滋病救济站义务服务。在大学申请的作文中,录取官员们频频看到类似这样开头的文章:“我在中国的孤儿院中志愿服务了两周,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十几年前当大学录取官员刚刚看到这样的作文时,无不为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对社会的付出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感动。不用说,这些孩子很容易就被录取了。他们的成功引来了效仿。于是,许多上名校心切的孩子们,就开始忽视了他们传统的工作:每周投入大量的时间,到当地的商店、旅馆、夏令营打工,干那些最枯燥乏味、最琐碎重复、工资最低的工作,减缓辛劳的父母的一点经济压力,学到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塔夫脱的本科录取部院长Lee Goffin指出,现在塔夫脱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曾经长期保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经验,所以,如果你在超级市场每周工作20个小时,录取官员就会眼睛一亮。Lee Goffin自己年轻时就是在麦当劳酷热的厨房里翻汉堡包,他因此认识了许多在他高中里不可能认识的同龄人,长了许多见识。波士顿学院本科录取部的主任John Mahoney,年轻时则在一家折价的男装店打工,需要耐心向顾客解释本店的退货原则。这些经历使他们认为:你是否能够长期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耐心地履行职责和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这非常能说明你的素质。比如一个学生,在高中时当清洁工,每天早晨7点就得准时到,要在盛夏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干重复性的工作,从大学方面看来,这恰恰证明她小小年纪就能坚持干一些事情。更有些录取官员认为,比较起那些拿着父母的钱到第三世界当志愿人员的孩子,这些为社区服务的孩子更能够从平凡的打工中学会守时准点、接受低起点、忍受琐碎的工作,这样更能培养孩子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精神。
    如今,录取官员对申请大学的孩子们出奇的人生经验开始三思,而平凡的人生经验在申请材料中反而受到重视。比如,今年塔夫脱地区的一位高中女孩子,为了申请大学,到餐馆擦桌子、擦地板,一周干40个小时,一小时挣7.5美元,几乎就是最低工资——这也许就是平凡打工回潮的原因。
    
比金钱更有价值的是“成功的品格”
    “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古训。如今中国刚有些人富裕起来,中产阶级也在迅速崛起,怎么让子女比自己更成功,已经成了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其实,不论贫富都可以培养成功的孩子。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经常看到富裕家庭世代相传的,其实并不一定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技能和素质。美国的富人常常死后甚至生前就把财产捐献出去,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沾光。这次总统大选,共和党的一位候选人罗姆尼,父亲曾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总裁,后来又当上密西根的州长,1968年时还竞选过总统。但是,罗姆尼年轻的时候并不靠父亲,而是和新婚妻子花75元租了一间地下室,在那里生儿育女。后来他投身金融界,成为投资大亨。他要是沾了父亲钱的光,当然不会住地下室,但恐怕也不太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家。他父亲当总裁一年挣27万美元,在当时属于万里挑一的高收入阶层。但罗姆尼如今拥有三亿五千万的财富,是作为巨富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父亲若仅仅把钱留给他,他即使有效地保存了这钱,恐怕也比现在穷得多。看来,他父亲传给他的显然是钱以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比金钱更有价值。
    这种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成功的品格”,比如,把钱省下来、节制眼前的享乐、有长远打算、懂得用钱来生钱等等。如果用比较规则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推迟欲望的满足、对未来进行周密的规划、审慎地冒险。而这种品格的传承,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来完成。
    一个人的文化行为决定了这个人的成败,你的品格创造了你的财富,丢失了这种品格,则任何财富也不能长久。所以,教子育人,首先要培养这种品格。孩子需要尽早懂得:钱不是自来的,不可以需要钱时就向父母伸手,也不能期望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当你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你必须去工作。当你希望别人给你东西、为你做事时,你必须想到你给了别人什么、为别人做了什么。这种教育,使孩子理解什么是做人的责任,理解自己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下面介绍的就是这种被称为“华尔街式”的育子哲学。
    让孩子花自己的钱 根据MIT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对猩猩和儿童分别进行的心理试验和研究发现,猩猩与人类最大的区别,与其说是在思维能力上,还不如说是在对欲望的控制上。比如,他们分给两个猩猩两盒巧克力,并且告诉它们一盒有2颗,一盒有6颗,每个猩猩只能要一盒。猩猩理解这些全无问题。可是,当你把有两颗的拿出来时,猩猩们即使知道下面还有一盒更多的,也会迫不及待地抢先拿出来的一盒。再拿4岁的孩子做实验,同样告诉他们有两盒巧克力,先拿出来的有2颗,后拿出来的有6颗,如果等不及,可以吃先拿出来的2颗,但这样就会失去6颗那一盒。结果,有的孩子对着眼前两颗巧克力,可以忍很长时间,等着6颗那盒的到来。还有的孩子,抓起眼前的巧克力要放在嘴里,但送到嘴边咽口唾沫又放了回去。当然,也有的如同猩猩一样,一把抓起来放在嘴里。后来的追踪调查显示,那些能忍受时间最长的孩子,智商最高,日后学业也最突出。相反,那些拿起来就吃的孩子,智商低,学业也差。
    这种推迟欲望的满足,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当家长的大概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他或她在吃饭时,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在最后吃,孩子两三岁就可以发展出这种能力,家长稍加点拨,这种餐桌上的小心思就演化成了投资家的智慧。
    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是人类繁衍的本能。不过,这种无条件的爱弄不好会在早期误导孩子。家长对孩子无偿地给予,会使孩子不去想东西是怎么来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不知道珍惜所得到的一切。长大后到了社会上,如果还有这样的幻念在潜意识中作怪,就容易导致事业的失败。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在觉得是花自己的钱。
    我们的女儿出生时,家境贫寒,万事都要精打细算,所以孩子很知道节省,买东西会本能地看是否减价。从5岁开始,我们开始给她零花钱,1个月1块,可以攒起来买玩具,也可以存起来。结果,她一分钱也没有花。她告诉妈妈:这笔钱她要存起来上大学。不过,如果家里有困难,需要她帮助,她会把钱都拿出来。当时她妈妈听了,感动得差点晕倒。女儿知道家里只有爸爸工作,而且有时要干“两份工作”,很辛苦,曾问妈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爸爸?”这就是让孩子早接触钱的好处,孩子没有把钱本身当作绝对价值,而是把家庭看得更重要,自始至终她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许多美国人认为,零花钱从3岁就应该给,当孩子长大一些,就应该教他们如何把零花钱存入银行,让他们自己计划如何花销,往往由此变得善于节省。总之,给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高兴、满足,而是教孩子财政独立的意识,让他们知道推迟满足、把钱存起来向未来投资。
    孩子是否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现在的独生子女,常常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被娇惯得厉害。我们则从小强调要女儿必须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
    女儿在教育上所享受的条件绝不比富家子弟差,当初她上1000多美元一个月的幼儿园,我们几乎要拿出所有的收入。在教育上就更是不惜工本,女儿六七岁那年,除了上学外,还上了钢琴、芭蕾、体操、游泳、中文、法文6个班,只要她兴高采烈自己愿意去,我们都有求必应。我们这样做,当然和许多父母是出于一样的心情: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同时,我还想教育孩子怎么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她学钢琴,有时碰到难的曲子弹不出来,对着琴直哭,一度不想再练了。我就告诉她:练琴确实很苦,那么你自己选择要不要继续,一旦决定了就要自己承担后果。结果,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还要练,以后她练得很努力,再没有想打退堂鼓的念头了。
    我一向认为,勤奋用功、自我牺牲的习惯要从小培养,要启发孩子放眼自己的人生,理解对自己负有责任。这种习惯培养得晚,孩子就会吃大亏。
    让孩子在感激而不是怨恨中长大 我一直认为,贫困可能成为教育孩子的财富,但也不能否认,物质的贫困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贫困,造就失败的品格。
    贫困有两种:一种是境遇贫困,其贫困的原因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曲折或者不幸的遭遇,这种贫困往往是暂时的,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善。另一种则是世代贫困,其贫困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文化行为”,比如吸毒、酗酒、性生活过乱等等。只要不改变这种“文化行为”,贫困就永远会存在。特别是如果孩子从家长那里学到了这样的“文化行为”,贫困就会不断地“遗传”。
    教育孩子,首先要塑造他们良好的文化行为。这一点,贫困家庭做起来会更难。贫困给家庭生活带来了种种困难,使孩子得不到别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如果家长教育不当,孩子的心里就会产生怨恨情绪。许多这种怨恨情绪,也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但家长的责任,是要让孩子珍惜已有的东西,不要总想着自己没有的。在怨恨中长大的孩子一般没有好前途,而在感激中长大的孩子,则比较容易获得幸福。
    我们经常教育女儿:不管自己怎么贫困,要学会感激、学会珍惜、想到对他人的责任。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从小就特别注意消除女儿心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感受。比如,家里的好东西当然最终是要给她先吃,不过她妈妈不时提醒她:你不要忘了是爸爸辛苦地工作,你才拥有这些。所以,女儿对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珍惜。一年一次的圣诞节,我们告诉她,可以写信给圣诞老人,要求自己最心爱的礼物。尽管她相信自己要什么圣诞老人都会给,但她每次要的礼物一般就是两件,总共价值也就十几块钱。最近的一天,她从学校回来,小脸涨得通红地问她的妈妈:“妈妈,我是否下学后还有些时间?而且,家里还有一些钱?”妈妈一问才知道,她的小提琴老师鼓励她参加乐队,但需要另外再上一对一的私人课。虽然女儿做梦都想参加乐队,但她生怕自己要求太多,给家里增添负担。所以,她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且永远感念着别人为了她的机会所付出的东西。
    《一岁就上常青藤》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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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常青藤”?
    所谓“常青藤”或“常青藤盟校”,是指美国最著名的8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8所大学除了康奈尔建于1865年外,全都创建于十七八世纪,属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名校,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常青藤”的教育目标,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学校教育本身,而是一种成功导向,注重对学生的品格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因此,常青藤的原则和方法,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帮助学生吸收知识,让他们自发地提高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
    
关于作者
    薛涌,1961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5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起在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国文化的边界》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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